滕珺，肖甦 | 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编者按:2021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60周年。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从萌芽、发展、转型到壮大的发展历程，与我国的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世界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同向同行。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在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时代，我国比较教育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我国教育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作出更大的贡献。本刊集中刊发这组文章，目的就在于此。
✦滕珺，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肖甦，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与一个时代的节奏与一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便是最好的证明。“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冷战爆发。年轻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发展任务复杂而艰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新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新中国的教育也选择了“以俄为师”的发展道路。195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室，配备数名熟练掌握俄文的教师，专门翻译出版苏联教育著作、为苏联专家来华授课翻译讲义，并担任现场翻译。当时仅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多部苏联教育学著作，如1953年陈友松、李子卓翻译的《教育实习》 （С.Н.波良斯基 著），1956年陈友松、李子卓等翻译的《班主任》（Н.И.包德列夫 著）和李子卓等翻译的《聋哑学校的课堂教学》（С.А.孜科夫 著），1957年由陈侠、朱智贤、李子卓、陈友松等翻译的《教育学》（И.А.凯洛夫主编的1953年版），1958年由李子卓等翻译的《苏联教育史》（Н.А.康斯坦丁诺夫 著），1961年由李子卓等翻译的《儿童心理发展概论》（А.А.柳布林斯卡娅 著）等。翻译室的建立和大量苏联教育著作的译介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国际社会风云巨变，一边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另一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为充分了解世界、认识世界，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翻译室改建为外国教育研究室，旨在搜集、整理、编译更多国家的教育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征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蓬勃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有着共同的规律，各国教育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1]1965年，根据教育部1964年《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精神，外国教育研究室与原来分散在学校各系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合并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1979年，外国教育研究室从外国问题研究所独立出来并扩建为外国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外教所”），比较教育学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作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外教所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势头乘风起航，不断谱写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时代乐章。截至1995年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之时，北师大外教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科学研究：从外国教育资料译介到国别专题教育研究
从1961年到1995年，新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从1961年外国教育研究室机构始建到改革开放前主要开展外国教育资料译介工作；1979年外教所独立建制后，工作转向为更为系统、更为详细的国别与专题教育比较研究。如此的发展过程也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步伐和独特属性。
（一）以外国教育资料译介为主阶段
新中国比较教育的研究最初是从外国资料的翻译与介绍开始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1965年创刊的《外国教育动态》。自1965年试刊至“文革”前，《外国教育动态》共出版了5期，“文革”期间被迫停刊，直至1972年才逐步恢复对外国教育的研究，并不定期地内部出版《外国教育动态》，截至1979年共出刊22期。尽管这一时期大部分的文章还谈不上系统研究，主要是译介各国教育资讯，但却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涉猎国别广泛，但详略不一。1965年创刊时，我们的研究对象国主要以苏联为主，众多内容主要介绍、呈现苏联的教育改革、学派人物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英、美、日、阿根廷、几内亚等国的教育也有初步涉猎。如试刊第2期就刊登了《美帝国主义鼓吹利用“教育援助”加强文化精神的侵略》《英国人才的外流》等文章。正式发刊的第1期又发表了《塞古·杜尔谈几内亚教育》《阿根廷教育概括》《日本教育概括》等文。1973年复刊后，研究涉及的国别明显增加，不仅有传统的苏联、日、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如1973年复刊第1期全刊讨论《日、美、英、法、西德和苏联等国的教育比较》，同时也关注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伊拉克、坦桑尼亚、几内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如1975年第6期集中刊登了这些国家的教育资讯。1977年后，有关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动态大幅增加，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学制、课程和教改动态，而关于苏联的教育动态明显减少。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涉猎国别较为广泛，但内容详略不一。对于苏联、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注更为深入，特别是关于苏联教育的译介和研究不仅包括宏观制度、政策动向，而且也包括具体学派人物和学术争论，有助于对苏联教育形成更全面、立体、丰富的认知；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则较为零散单薄。
第二，主题多样，但缺乏系统性，资料翔实但描述为主。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关注的主题较为多样，包括教育制度、民族教育、课程教学、师范教育等。如1973年第2期刊登的主要是介绍多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文章，1975年第6期刊登有《几内亚积极发展民族教育》《秘鲁推广克丘亚语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等，1977年第11期详细介绍了《美国SSMCIS中学数学试验课本简介》《美国PSSC中学物理学课本简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教学大纲》，1978年第17期介绍了《战后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改革》，第18期刊登了《美、英、法、西德和苏联的师范教育和教师进修》。但显然这一时期主题的选择高度依赖于资料的可获取性，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料获取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外教所同仁对每一个主题的研究都采集了大量尽可能详尽的资料。如在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课程时，不仅介绍了该院下设的系和专业名称，而且还详细介绍了每一门科目的具体数量和课时。这既是当时的突出特征，也为此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继续深入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定位明确、时代特色鲜明。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反帝反修时代特色。《外国教育动态》试刊第1期的发刊词首先就申明了办刊宗旨：它是“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领域内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外国教育批判研究作参考的内部刊物。它的内容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著作、兄弟国家的教育经验；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各民族独立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施，以及资本主义各国的教育动态和帝国主义的教育政策。”[2]如此办刊宗旨在同时期多刊发的文章标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教育“援助”是假，侵略扩张是真》《美苏两霸纵容以色列摧残阿拉伯文化》《“金元帝国”没落的侧影——美国的教育财政危机》《美国“天才教育”的反动实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渗透》《教学上的“恢复基础教育”运动是一场骗局》《苏修教育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
（二）进入国别教育与专题教育研究阶段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教育秩序的恢复与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的任务和使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反帝反修的斗争转向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教育经验。国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需求激增。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言：“在多年闭关自守以后，一旦打开门户，发现世界的天地是那么广阔……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渴望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形势，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繁荣。”[3]因此，北师大比较教育的研究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从1979年外教所的26人逐步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为鼎盛的40余人。同时，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陆续考入的研究生更壮大了比较教育研究队伍，比较教育学术共同体初步建立。从1979年到1995年，北师大的比较教育研究不仅完成了从以资料译介为主向国别与专题教育比较研究的初步转型，而且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其发展脉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外国教育译介种类不断丰富、内容选择更具学术价值。1979年外教所独立建制后，更加注重外国教育政策资料编译的系统性、工具性，更加注重外国教育名著译介的学术价值。例如，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迟恩莲等编译的《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法令汇编》，1985年又出版了周渠等编译的《苏联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法令汇编》；它们与后来从90年代启动、历经十余年后出版的《俄罗斯转型时期重要教育法规文献汇编》（2009）一起成为研究苏俄教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外教所同仁还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教育著作，既包括苏联教育学论著，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西方教育名著。如1981年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顾明远等翻译的《比较教育学》（[苏]索科洛娃等著），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赵宝恒等翻译的《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美]菲力浦·孔布斯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曾满超、薛伯英、曲恒昌等翻译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1993-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李守福翻译的《教育的效果》（[日]市川昭午著）、王义高翻译的《发展性教学问题》（[苏]达维多夫著）等系列“当代世界教育名著”译丛。这些译著为国内教育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国际教育新思潮。
同时，外教所苏俄研究团队还集中翻译了多部对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如1981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毕淑芝、唐其慈等翻译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周蕖等翻译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1983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赵玮、王义高等翻译的《帕夫雷什中学》，同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赵玮等翻译的《和青年校长的谈话》，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义高翻译的《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等。这些译著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外国教育理论参照。
第二，国别教育研究及专题研究并举，比较视角日益凸显，比较分析切实落地。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言，我国比较教育的产生是从教育制度的比较开始的，之后发展到对各国教育制度产生的背景、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4]这一时期外教所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学术专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从1980年《外国教育动态》复刊，到1992年更名《比较教育研究》并成为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会刊（2002年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刊）以来，《比较教育研究》始终担当着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主阵地。我所研究团队在该刊发表的大量学术文章不仅涉及各级各类教育主题，如1981年第1期顾明远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1983年第6期毕淑芝、王义高的《怎样培养公民的精神文明——苏霍姆林斯基的见解和做法》，1992年第4期司荫贞的《日本中小学的环境教育》，1993年第4期吴忠魁的《农村教师素质与基础教育质量》，而且还有比较视野下的国别研究，如1985年 第1期王英杰的《美国高等教育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同年第5期曲恒昌的《印度的教育与就业问题》，1988年第3期邢克超的《法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几个特点》，1989年第1期肖甦的《苏联高等学校的校际合作》，另外还有多国比较研究与区域研究，如1980年第3期迟恩莲、苏真、宋文宝的《几个发达国家的师范教育》，1992年第2期李守福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经验与问题》，1994年第1期邢克超的《欧洲高等教育的财政与行政》，1995年第5期李家永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学制比较》等，这些研究在国内同领域研究中均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研究著述方面外教所的产出同样也呈现出这一特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六国教育概况》（符娟明、迟恩莲、周蕖、赵宝恒著，1979），《六国著名大学》（邢克超著，1979），《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周蕖、司荫贞主编，1991），《国外研究生教育研究》（付娟明、迟恩莲著，1992），《当代外国教育思想研究》（毕淑芝、王义高主编，1993）等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比较高等教育》（符娟明、迟恩莲、周蕖著，1987年），《比较师范教育》（苏真、邢克超、李春生等主编，1991），《比较成人教育》（毕淑芝、司荫贞主编，1994）等著作。此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外教所同仁的大量著述。显然，这一时期外教所的学术研究已经由零散的收集各国教育信息转变为国别专题研究，开始基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比较视角，进行深入的教育研究与思考。
第三，应国家建设急需，承担各类高级别专项课题。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国家亟须了解世界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与经验，因此国家设立了各级各类专题项目引导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比较教育研究。1979年至1990年期间，北师大比较教育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各级各类项目共38项，涉及国别教育制度、各级各类教育、教育立法、教师发展、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等多方面主题。其中，既包括规划项目，如1984年5月顾明远获批承担国家级“六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苏联教育研究”，符娟明获批承担“六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高等教育”；也包括各级各类委托项目，如1985年6月迟恩莲接受国家教委师范司临时委托项目“中小学合格教师标准问题的研究”，1987年1月曲恒昌接受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委托项目“国外中小学教师资格及待遇研究”，周蕖、司荫贞接受国家教委职业教育司临时委托项目“国外职业技术教育立法研究”，迟恩莲、苏真接受国家教委高教司临时委托项目“国外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比较研究”，1988年1月符娟明、迟恩莲等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时委托的“国外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课题。
此外，北师大还承担了部分国际组织项目，如1979年学校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三十年发展”。1990年，王英杰、曲恒昌等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合作研究的“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研究”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资助。1995年1月，顾明远与日本福岛大学签订了“教师教育的比较研究”的课题，这是一项中、美、日国际合作项目，于1996年底完成。
第四，研究成果量多质高、影响深远。从1979年到1995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突出，先后获得了多种奖项。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95年间外教所先后出版书籍70余部。外教所撰写的系列比较教育专著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如《比较高等教育》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比较师范教育》1993年获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比较成人教育》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战后苏联教育研究》1995年获国家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教育学）一等奖；《国外研究生教育研究》1993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专著三等奖；《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与兄弟院校合作编写的我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比较教育》，由顾明远主编多次修订，第六版将于2022年正式出版。顾明远主编的两部重要的大型教育工具书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2卷本《教育大辞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教育工具书，填补了我国教育辞书的一大空白，于1995年荣获国家出版署首届辞书三等奖，1999年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教育大系》是国内首部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大型系列丛书，为世界了解、研究中国教育打开了一扇窗，1995年荣获国家出版署第二届国家图书提名奖。
此外，外教所师生在《外国教育动态》（《比较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等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600余篇论文，不仅对当时国际社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进行了及时传播和深入研究，而且基于广泛的国际比较分析，对中国当时面临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深入的理论解释。如顾明远发表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今天我们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打开了眼界。教育范畴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不完全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要依靠教育。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生产力在起作用。”[5]这对于当时的“教育本质大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顾明远先生关于现代教育的系统思考也由此孕育而生。类似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数不胜数，这也逐步形成了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今天“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研究文化。
二、人才培养：开创比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新体系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秩序逐步恢复。北京师范大学外教所紧随国家倡议，恢复研究生招生，先后建立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开启中外联合培养项目，重视教材建设，重视学术共同体建设，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人才培养创建了一套完整的专业体系。
（一）恢复招生与建立学位点
1978年，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亟须各级各类人才。1978年1月，我国教育部颁行《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同时决定将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研究生招生合并，统一称之为“1978年研究生”。北师大外教所开始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硕士和博士人才的招生与培养。1979年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5名：王觉非、李守福、李春生、孟宪起、陈树清。除孟宪起外，其他4名研究生均毕业后留校。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收后，比较教育被列为教育学科中的二级学科。1983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增补顾明远为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时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外教所和杭州大学“比较教育学”为第一批博士授权点；顾明远、王承绪获博士生导师资格。1985年顾明远先生招收了新中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王英杰。1993年9月顾明远招收了国内第一位比较教育学专业外国博士研究生——来自韩国的具滋亿。1986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点授权点获批，外教所的薛伯英开始招收该学科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外教所（比较教育学）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由此奠定了北师大外教所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地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北师大外教所人才培养项目种类也不断多样化。1987年10月4日至11月11日，顾明远率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资助的幼儿教育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美国6个城市的几十所幼儿园和托儿中心，期间访问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许美德（Ruth Hayhoe），并签订中加联合培养教育博士项目，由此开启了中外联合培养的项目。从1989年开始，我国派出22名博士生和青年教师赴加拿大学习，加拿大派出15名师生来华学习与交流。这些联合培养的博士后来都成长为我国教育学领域不同分支学科的重要领军人物。1995年9月外教所开始招收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当年共招收了3名在职硕士。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95年间，外教所共招收硕博士研究生78名：硕士生55名，博士生23名（其中包括来自韩国、日本、越南、中国香港共5名境外博士生）。招生工作的恢复、学位点的建立以及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的探索都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尽管当时的招生名额有限，但的确充实了新中国比较教育的研究队伍，也形成了外教所“师生一体，共同研究，共同成长”的文化传统，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二）编写教材与课程开设
人才培养离不开教材的编写和专业的课程，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缺本土教材。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初步制定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的培养方案，并规定在师范院校开设比较教育课程。会议讨论了比较教育的教材内容建设，确定了引进和自编相结合的编写原则。
从1980年起，在教育部高教一司的组织领导下，比较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开始启动。由包括北师大外教所在内的6所院校比较教育任课教师协作，首先引进了康德尔（Isaac Leon Kandel）的《教育的新时代》和卡扎米亚斯（Andreas M. Kazamias）等著的《教育的传统和变革》作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参考书。1980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教授受邀来北师大讲授比较教育方法论，我国教育部组织来自10所高等院校的12名教师参加进修班，同堂听讲。随后，该进修班教师组织起来，共同编写教材，王承绪、朱勃、顾明远担任主编。主编团队通过3年的努力，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比较教育》终于在198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奠定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教材基础，1987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是目前为止比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使用最为广泛的基础教材。
当时，顾明远教授在北师大开设的“比较教育”专业课程，不仅是本所研究生的必修课，而且还备受外校专业同仁的认可与重视。1985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生及青年教师、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集体来北师大听完了一整学期的“比较教育”专业课程。听课者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外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陈洪捷教授、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高柏教授等。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教所1988级博士研究生薛理银的博士论文《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同样也是一本相当有影响力的论著。这是我国第一部讨论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专著，该书广泛介绍和研究了布莱恩·霍尔姆斯（Brain Holmes）、埃德蒙·金（Edmund King）等14位当代有代表性的比较教育学者的方法论，提出了“比较教育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观点，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发展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在此基础上，顾明远和薛理银又合作编写了《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跳出以往国别研究的框架，从更为基础的方法论以及发展学的视角，深刻讨论了比较教育学科更深层的相关理论。该书1998年获北京市第五届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一直为比较教育学专业必读书目。
（三）成立专业学会
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专业学会的成立。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前身）的成立和发展，不仅为全国比较教育学者提供了共同的学术之家，而且也为比较教育学科青年专业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和成长空间。
1978年，全国各地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于北京师范大学集会，开展有关比较教育的学术讨论，参加者五十余人，提交论文20篇。1979年10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会上除进行学术报告和讨论外，正式成立了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外国教育的学术团体。1981年5月，第三届年会在河北省保定举行，大会通过了《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章程》。1983年7月在吉林省长春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更名为“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2002年12月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顾明远被推选为研究会理事会新一届理事长，并连任7届，直到第十一届卸任。此后，研究会几乎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到2020年10月已举办了20届学术年会，会议规模从成立初期的数十人发展至八百余人。其中，2/3参会人员为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参与为比较教育学术团队注入了活力。北师大外教所主办的《比较教育研究》与《外国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一起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出色地搭建起专业的交流平台。
三、国际交流与合作：“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步交织的民间外交
由于比较教育学科天然具有国际属性，北师大比较教育相关研究机构自创立以来特别重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去”与“请进来”两条线交织并举成为特色。当然从展开规模上看，这一时期“走出去”的人次显然要多于“请进来”的人次。这一时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主要有两方面目的：一方面，改革开放最初十余年国门刚刚开启，中国教育界学人对于世界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求知若渴，亟须了解、认识、汲取别国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我国教育现代化事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惑；另一方面，比较教育学科“国际性、跨学科性和可比性”三大特征自然使其担负着促进各国之间相互了解、互利互助、友好合作的职责和民间教育交流的功能。换句话说，比较教育研究天然的国际化属性被赋予了“民间外交”的使命。
（一）请进来——借助国际力量，搭建交流平台
尽管我院的前身外国教育翻译室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苏联专家来华授课翻译讲义并担任现场翻译，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1年成立后的外国教育研究室并未邀请外方专家来华讲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1979年日本代表团的密集访华开启了北师大外教所与国际同行的广泛交流。1979年10月，以小林文雄为团长的日本经济代表团来北师大访问，外教所全体教师参加了见面活动；随后，以日本社会教育学会时任会长碓井正久为团长、横山宏、津高正文为副团长的日本教育访华团来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并与外教所教师座谈，作为主要接待人，苏真、司荫贞、李守福参与了接待和交流工作。同年11月中旬，以井上清为团长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访华团访问交流，外教所全体教师参加。12月，日本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丸山益辉等7名日本学者代表团访问外教所，其中包括之后一直与我们交往密切的日本研究中国教育专家大冢丰先生。他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教育学家，并担任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
十余年间，外教所共接待来自日、美、德、英、苏等国的几十个专家访问团，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以下几位重要的国际友人。1980年3月，教育部邀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专家美籍华人胡昌度教授来北师大讲学3个月，同时组织了一个来自10所大学的12名教师参加的高校比较教育教师进修班，这次讲习活动为前文提及的《比较教育》教材的编写创造了重要条件。此后，外教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建立了长期联系，包括亨利·莱文（Henry Levin）教授、曾满超教授等著名学者也与外教所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年秋天，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横山宏到北师大教育系做高级访问学者，司荫贞负责接待。此后，每年横山宏都组织一个教师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让更多的日本教师了解中国，把促进中日友好作为了他后半生的事业。
1982年，英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受邀来外教所访问，先后作了“教育如何适应科学技术的迅速变革”等四个专题报告,与外教所师生们进行了两次座谈。埃德蒙·金的访问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西方比较教育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另一方面也帮助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国情和中国教育。回国后，作为英国《比较教育》杂志主编，埃德蒙·金特地编辑了一期中国教育专辑（《比较教育》1984年第1期），以便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教育。1992年这位时年已近八旬的老先生应邀再次到访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外教所比较教育学博士生薛理银的学位论文答辩，他对薛理银的博士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埃德蒙·金既是首位参加中国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生答辩的国际答辩委员，也是北师大邀请来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的首位西方著名学者。
198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许美德教授来访，与外教所顾明远教授洽谈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后成功申请到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资金支持，并以此培养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的教育研究者。1988年秋天，世界著名教育学家、曾执教于多所美国著名大学的菲利浦·库姆斯（Philip Coombs）教授应邀到北师大访问，不仅在外教所作专场讲演，而且还提送了一份《对外国教育研究所发展的建议书》，为我所的建设与发展献言献策。时任北师大副校长的顾明远教授向他赠送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7年第4期上的《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一文的英译版。库姆斯回国后写信告诉顾先生，他将这份礼物视为了解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最好资料，并用作美国研究生教学的重要素材。这件事促使顾先生进一步思考“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并为此后形成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范式奠定了基础。
尽管这一时期，来访的国际友人数量有限，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都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知名的中国教育研究专家，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声。这也是比较教育“民间外交”的最好证明。
（二）走出去——置身教育现场，提升研究质量
较之于“请进来”，外教所“走出去”的时间略早几年。1974年我国正式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顾明远作为教育方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帝反修。顾明远在口述史中回忆到，凡是发展中国家的“扫盲”议案都举手表决，但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终身教育”议案，只能粗浅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不予支持。
改革开放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1980年9月，外教所选派王英杰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学习两年，王英杰成为最早派出的青年教师。由此，外教所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教师的出国访学热潮。例如，1982年10月，赵宝恒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育系进修学习1年；1983年2月，张曼云作为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奖学金资助的访问学者赴西德卡塞尔大学职业和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中心研修2年。1979年至1990年间，先后有20多位优秀人才奔赴英、德、苏、日、美、法等国家进修学习，时长不等，甚至有的攻读博士学位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外教所人员出国学习、工作及深造进入了更为专业化阶段。例如，1991年肖甦、胡劲松、王璐分别在俄罗斯、德国、英国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先后获得学位；1991年12月王英杰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年，1993年8月又接受学校派遣，前往澳门大学任教育学院院长，任期至1995年8月；1993年2月，邢克超作为外交部借调人员派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95年完成任期；1995年1月，高益民作为在读博士生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研修。
除了进修学习，改革开放也为外教所的教师提供了丰富的外出参访机会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在十余年间，外教所教师的足迹遍布美、英、法、日、德、瑞典、阿根廷、泰国、印度、埃及、前南斯拉夫等多个国家。例如，1979年，赵宝恒随中国教育代表团赴埃及参加未来学国际研讨会。1980年参会出访尤为丰富：符娟明赴泰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交流国际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顾明远、苏真赴日本筑波大学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四次大会”，并访问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赵宝恒赴前南斯拉夫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蔡毓郁赴阿根廷参加师范教育国际研讨会，并发言。此后，外教所几乎每年都要派出2-4名教师前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交流访问，同时参访当地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在访问及参会期间，外教所教师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教育发展的状况，帮助国际社会更客观、更真实地了解中国。例如，在1980年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四次大会上，顾明远和苏真一同作了《中国高教教师的培养》的发言，会后顾明远在霞山会议作“中国教育三十年”报告。1985年2月，王英杰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高等教育（亚太地区）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987年7月6日至10日，顾明远率代表团出席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六次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作大会发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1989年7月，顾明远、毕淑芝、王英杰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并发表演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
中国比较教育学者也很快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1987年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CCES）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比较教育分会为该会的团体会员，并选举顾明远为联合主席。在1992年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顾明远再次当选为联合会联合主席之一。尽管此后的中国与WCCES的关系历经波折，但中国学者始终坚持不懈，同时得益于这十多年间结交的各国国际友人为中国积极发声，最终中国在WCCES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这也再次证明比较教育的学术交流天然所具有的“民间外交”使命。
四、社会服务：从内部决策参考到服务教育现代化建设
正如前文所言，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诞生的基因源自冷战格局下教育资讯的收集与整理，这一时代研究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反帝反修”提供内部决策参考。改革开放后，比较教育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主要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事业。这既包括服务决策咨询，也包括影响教育实践一线。由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制度建设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外教所的社会服务主要集中于决策咨询。
1979年4月，外教所为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提供《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报告，较早地介绍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的相互关系，阐明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1980年2月12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随后国务院召开学位委员会。而在创建我国学位制度前期，外教所提供了各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的大量材料。1980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外教所为此次会议提供了约40万字的外国师范教育资料。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教育部委托外教所做“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准备。外教所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提供了20份研究咨询报告，总计300万字。此后，每年外教所都要完成不同主题的若干份咨询报告，涉及“教育机构设置”“教师标准”“教师资格待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等多个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服务国家决策已成为外教所的一大特点并延续至今，同时也构成了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因。外教所几乎每年都要承担若干咨询服务工作，涉及主题也更为多样。例如，1990年4月王英杰接受国家教委“国外若干国家对重点大学的倾斜政策”的临时委托项目；1991年1月周蕖接受国家教委“部分国家初中后教育结构体系比较（苏联部分）”的临时委托项目；1994年1月曲恒昌接受国家教委师范司临时委托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关于教师资格规定”项目。这些临时委托项目一般都时间紧、要求高，须1个月内完成。外教所所提交的报告不仅效率高，而且质量均得到委托方的高度认可。从1993年10月起，外教所开始编辑《外国教育动态简报》，介绍世界最新教育发展与改革动态，寄送给教育部、其他高校、研究所等有关机构，进一步拓宽了外教所的决策咨询服务范围。
此外，尽管这一时期外教所并不直接进入中小学服务教育实践一线，但外教所通过自身的研究，在中国广泛传播了不同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开拓了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视野。特别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播至今对中小学一线教师仍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96年，北师大召开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国际研讨会，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士O.B苏霍姆林斯卡娅应邀第一次到访中国参会。她非常吃惊地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普通中小学教师群体熟悉和践行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著作和教育思想，而这得益于外教所长期以来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介绍与研究。
从最初的翻译室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再到扩建后的外国教育研究所、更名后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新中国的比较教育在冷战的艰难困苦中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发展壮大。但不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比较教育的前辈们始终坚守国家使命，一方面仰望星空，坚信最纯粹的时代理想，不求回报；一方面脚踏实地，克服一切困难，把每一项琐碎、细微的工作做好，一点一滴地推动着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一层一层地筑起了新中国比较教育事业的高楼。他们这种栉风沐雨、脚踏实地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不断前行，共同推进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往期精彩回顾▼陈晓菲，林杰，等 | 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轫——基于北京师范大学18位学者的史料分
顾明远 | 筚路蓝缕 砥砺前行——纪念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60周年
李霞 | 循证教育：英国的实践探索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09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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